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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作家胡迁自缢身亡,谁又有资格缅怀他呢?

时间:2017-10-18 21:29:21来源:中国甘肃在线编辑:赵小春点击:

10月12日,青年作家、导演胡迁(原名胡波)被发现自缢身亡。13日,胡迁图书出版方华文天下、First影展组委会等发布讣告,证实了胡迁离世的消息。


 

胡迁,本名胡波,生于1988年7月20日,山东济南人,201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2016年,胡迁创作的中篇小说《大裂》,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,2017年初,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《大裂》。离世前刚刚出版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牛蛙》,并编剧、执导了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。


对多数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而言,胡迁的名字稍显陌生,但在近一两年的文坛和电影界,胡迁是青年一代中头角峥嵘、备受瞩目的创作者。最早在《大裂》筹措出版发行时,出版方曾给我们寄来了样书和资料,联系采访事宜。因各种原因,采访未能成行。未成想再次听闻胡迁的名字,却是他自杀离世的消息。


“才华”、“纯粹”和“善良”,是胡迁的特质。活着,却是伤害与被伤害。胡迁的离开,引起了无数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转发、撰文、追忆、悼念。而语言却是这么一样东西:说出的那一刻,它就变了质,像极了活着本身。在种种难以还原的混沌中,我们如何去缅怀他,又有谁有资格去缅怀他?


把目光放得再远一点,仅仅过去的一年多,我们在公共记忆中,就经历了政治学学者江绪林、“史学天才少年”林嘉文、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。无论哪一次自杀事件,除了悲痛和纪念,永远伴随着“想不开”“太懦弱”的指责;抑或是添油加醋的“传奇”故事。许多年来,我们都在如何面对“自杀”这件事?或者说,我们都在如何面对“活着”这件事?


采访、撰文  |  新京报记者  张婷


 

为何自缢?

光芒的背后,有浓稠的黑暗

 

“这个操蛋的世界不配有他。”

 

谈及胡迁的离世,演员王阳(化名)沉默半晌,吐出这句话。王阳跟胡迁因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结识,合作之后友谊保留下来,成为喝大酒吹牛皮的好哥们儿。“胡波是我合作过的青年导演里最有才华的一个,不是因为他走了才这么说。”跟王阳一样,“才华”是朋友们试图讲述胡迁时,最常用到的词汇。

 

胡迁身上的才华有着灼人的光芒。自缢之前,他刚刚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《牛蛙》,第三部小说也已写好,除了拍摄完成、后期制作中的第一部长片,还有亟待启动的新电影以及舞台剧项目。今年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大裂》更成为让评论界和读者们惊艳的口碑之作。胡迁的生活,看起来如同炫目的阳光一般,正不可抑制地铺展开来。

 

但光芒的背后却是浓稠的黑暗。

 

 

10月12日,是胡迁好友赵亮(化名)的生日。他们同住一个小区,平时经常串门喝酒聊天。生日这天,赵亮想跟胡迁聚聚,一块吃顿饭,但胡迁的电话、微信迟迟无人回应。因为胡迁常常忘带家里钥匙,便把备用钥匙留给了赵亮。晚上七点,赵亮前往胡迁家中查看,四处不见胡迁,只有他那只白猫静静卧着。转头出门,却在公寓外的楼梯间看到了胡迁悬挂的身体。赵亮形容在那个瞬间,他的“身体里炸了一下”。说完,他沉默着,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,却在下一秒无法抑制地啜泣起来。

 

 “这一年,出了两本书,拍了一部艺术片,新写了一本书,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,电影一分钱没有,女朋友也跑了…蚂蚁微贷都还不上。”胡迁对自己这番自嘲式地调侃,成为很多人猜测他离开的线索:电影、感情、经济似乎都陷入了僵局。

 

胡迁与王小帅在片场。

 

私下里,胡迁曾跟很多亲近的朋友、出版社编辑、文坛前辈提及他的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在制作中陷入诸多困境。这部电影由知名导演王小帅担纲监制,冬春电影作为制片方。但在制作后期,围绕着剪辑版本、署名权等问题,双方矛盾不可调和,一度闹到要借助法律途径解决。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,胡迁执导这部电影没有任何导演费用,因坚持3小时5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,与制片方产生巨大分歧,最后被剥夺了导演署名权——这部由他编剧、导演的作品,最终却完全不属于他了。我们就此向冬春影业总裁、制片人刘璇求证,她表示不愿对此事细节做更多回应,“现在胡波刚刚走,在这个时间节点上,我真的觉得去讲任何这些过往不合适。给他一个安宁吧。”

 

很多朋友提及,第一部长片的遭遇,给胡迁带来了极大打击,戳破了他最初的某些信任和希望。事实上,胡迁的第二部电影项目已经找到投资亟待启动,但胡迁跟朋友调侃,可能再拍一部,也还是会一样,“又被玩儿了”。除了电影创作上的种种艰难,感情上的挫折和不顺,或许也造成了“暗影”的一部分。


这些现实困境跟胡迁的离开之间,有何种关系,成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。常年关注生死教育的心理学家陆晓娅分析,心理危机中有一类是存在性心理危机,它产生的原因可能有现实的困扰,也可能跟现实不具备明显的因果关系。

 

我们如何谈论“自杀”?

唐突指责与轻薄想象,成为讲述的两种倾向


台湾作家黄丽群算得上跟胡迁交流最密切的文坛前辈。2014年相识以来,胡迁经常把小说作品拿给黄丽群阅读,也是经由黄丽群推荐,胡迁的小说得以在台湾出版。2016年8月,胡迁赴台北领取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,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做东,黄丽群一道,跟胡迁小聚。席间,两位文坛前辈建议胡迁可先从短篇小说创作开始,作为突破口摸索小说创作的道路。

 

或许是听进去了此番意见,从台北回来之后,大半年的时间里胡迁密集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,并很快由华文天下集结为《大裂》出版发行。虽然创作量不少,但黄丽群认为“胡迁的写作不是依靠那种规律性的勤奋,他很信赖状态和灵感”。胡迁用一种本能的、单纯的冲动推进着他的创作。“妥协,对胡迁来说是脏字”,交谈中,黄丽群如此描述胡迁的纯粹,这种纯粹既体现在他的作品里,也体现在他的性格和为人上。也正因为这种执拗的纯粹,胡迁的作品往往走向“极尽”,直指人生的绝望,带来极大的压迫感。


《牛蛙》

作者: 胡迁 
版本: 九州出版社  2017年10月
出版方华文天下相关负责人表示,小说《牛蛙》已经有重量级影视公司来洽谈影视改编问题,但还没来得及告诉胡迁,他就已离开。

 

或许,这种形而上的绝望才是胡迁做出自缢选择的缘由,但种种试图追根溯源的努力,都只能还原部分真相。“我可能有抑郁症吧”,跟朋友聊天的间隙,胡迁会偶尔如此调侃自己。

 

胡迁的离开令人震惊,但走出一些距离来看,自杀事件一直层出不穷。仅仅是在过去的一年多,我们的公共记忆里,就先后有政治学学者江绪林、“天才史学少年”林嘉文、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离世。每个人的私人记忆里,或许也总有跟“自杀”有关的记忆。

 

塔可夫斯基与贝拉·塔尔,是胡迁最欣赏的两位导演。今年夏天,胡迁曾有机会参与贝拉·塔尔的训练营,同期训练营的青年导演透露,贝拉·塔尔对胡迁赏识有加,原本可能担纲胡迁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的监制。胡迁离世后,他的微博粉丝从原来的一千多涨到一万多,很多网友去转发、撰文纪念。对胡迁的“重新”发现和缅怀,珍贵的同时,却也夹杂着沸沸扬扬的无力。但是,谁又能是那个最有“资格”缅怀他的人呢?

 

大学时代,我常常去旁听哲学学院的课程,因此缘故认识了哲学班的同学。其中有一位平时温和如水、安安静静的男孩,某一天毫无征兆地选择了从楼顶飞身跃下。


他的离开,激起了一片指责:“想不开”“念哲学念傻了”“懦弱”“对不起父母”“不负责任”...... 同样地,也有无数相熟不相熟的朋友转发微博、点蜡烛、写文章缅怀。但这些追思,又微妙地令人反感,那感觉,就像是“我的朋友,变成了一条微博。”


这些缅怀当中自然有真诚的悲伤,但那些蜡烛和纪念,让“自杀”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叙事,甚至,成为一种被抽空了的“传奇”。多年以后,采访一位知名学者时,谈及生死问题,他一再强调自己小学时就想过多次要自杀,言谈之间俨然将自杀作为早慧的明证,成就传奇的道具。

 

我们都如何去谈论“自杀”这件事?


很多年过去,每每遭逢类似事件,我们仍然处在这两种倾向之间:要么是粗鲁无礼地指责“想不开”,要么是浪漫化地轻薄想象。

 

人生这场过山车

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,同等重要

 

无论是公共记忆中自杀的“陌生人”,还是私人记忆中自杀的朋友,他们各自面临着自己的困境。很多自杀者的选择平静而决绝,让旁观或悼念的人找不到一丝置喙的缝隙。

 

“未来对我太没吸引力了。仅就世俗生活而言,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得到的一切,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……”被誉为“天才史学少年”的林嘉文如此描述他自杀的缘由。江绪林在遗书里,则用极为清晰平静的笔触,有条不紊地安排了身后事。他们的离开都曾经被归咎为“抑郁症”,但如同江绪林的挚友和前辈、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所说,“我总觉得,用抑郁症这个词去说绪林,太轻巧了,太方便地打发了一切。”

 

“理想主义是可贵的,但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、妥协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样是可贵的品质,也同样有古典思想的渊源。追寻理想的道路漫长,请珍惜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走得慢,才能走得更远。” 刘擎在江绪林追悼会上,以此来提示“现实感”的可贵。

 

理想主义的气质是难得的、值得保护的,但另一方面,泥沙俱下的生活却要求我们同时具备一种现实主义的气质。这种现实感中,要有能拥抱最柔软的美好的温情,也要有能抵抗最坚硬的丑陋的无情。因为人间总是如此,同时揣着温情和无情,高尚和无耻,柔软和坚硬。

 

仅仅是在过去的一两年内,我们的公共记忆里,就先后有政治学学者江绪林、“天才史学少年”林嘉文、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离世。他们各自面临着不同的“困境”,但我们在公共讨论中,对“自杀”的谈论却从没有脱离轻慢的指责与想象。

 

当然,这不是说谁就有资格指责或评判那些选择了自杀的人。


每个选择以自杀谢世的人,都面临着自己的深渊。但每一次沸沸扬扬的缅怀背后,总有更多的自杀者,走得无声无息。生命如同草芥一般无人在意,破土而出之后,又被“以万物为刍狗”的命运一把扯断。

 

在我更小一些的时候,邻居有一位常常面带笑容的老人,她后来身患重病常年卧床,子女拒绝提供医药费,也不去探望。在某个深夜,她喝农药自尽。她是为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吗?还是对人世已经没有眷恋?抑或是,她想让无情的子女感到一丝丝愧疚?又或者,她什么都没想。无论她喝下农药的瞬间是何种状态,最悲哀的或许是,她的死没有引起一丝一毫的响动。过了几天,她的子女就若无其事甚至神采飞扬地过起了自己的生活。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了,又无声无息地死了。

 

像那首流传甚广的诗。

 

此刻,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,

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,在哭我。


此刻,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,

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,在笑我。


此刻,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,

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,走向我。


此刻,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,

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,望着我。

 

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一件无缘无故的事情。

 

没有人能知道,每一个选择提前离场的人,那些我们曾经的同行者,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,“一念”里头包含的整个宇宙。有些话,人可以跟朋友讲;还有些话,人只能跟自己讲;而更有一些话,人无法同任何人讲,也无法同自己讲。于是,那团包裹着身前身后的迷雾,总是越来越涨大,真实几不可见。

 

如果说世间有什么事情是公平的,那大概是在人生这场过山车里,每一次升上巅峰的狂喜与每一次坠落谷底的绝望,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承担着共同的“苦”。那每一次吹拂过眼角鼻稍的瞬息,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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